一提到堂吉诃德，人们马上会想到一个可敬又可笑的疯癫骑士的形象。这个形象由于所包孕的丰富内涵而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自他诞生的400年来，人们不断从各种文学作品中见到他的变体，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现他的身影。近如古巴的前领导人格瓦拉，就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
为铲除人间罪恶而舍生忘死的堂吉诃德昭示了人类向着理想的目标奋进的一种永恒的精神，但随着时代和革命进程的发展，堂吉诃德性格的另一面越来越引人注目。人们开始反思，在追求崇高的同时，是否应该计算一下，在骑着一匹瘦马向羊群风车开战的荒唐行为和扫尽天下不平事的美好理想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距离？这种行侠仗义是否需要理性的制约和指导？在革命中，能否因为目的的正当而蔑视手段的正当？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格瓦拉读过《堂吉诃德》吗？这个在西班牙语世界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形象如果说因为年代久远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而被格瓦拉漠视的话，那么，20世纪出现的另一部作品则应该足以令他引以为戒，这就是前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1899－1951）的小说《切文古尔》。
这部写于1929年的反乌托邦小说是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军事共产主义、征收粮食制和农业集体化进行深刻反思的艺术结晶。当作家的思考达到一种哲理高度时，他的作品也就具备了寓言的性质。颇有意味的是，格瓦拉的现实世界和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竟如此相似。
《切文古尔》讲述的是一群无产者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忠诚和热情，进行乌托邦式的探索的故事。主人公之一萨夏·德瓦诺夫为寻找社会主义萌芽抛弃爱情，孤身漂泊周游全省，终于找到小城切文古尔进行他的伟大试验，以期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主人公布尔什维克野战部队司令员科片金，骑着号称“无产阶级力量”的壮马去革命偶像罗莎·卢森堡的墓地朝圣。为促进革命发展，他到处流浪战斗。当一个社会理性让位于狂热时，就会出现很多不切实际的荒唐行为。革命家们在蔑视财富、否定人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用非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他们规定劳动者唯一的职能是做梦，仅有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将全城的房屋迁到城中心，其目的也是要消灭旧社会遗留的私有财产。在古巴，格瓦拉以游击队领导人的出身做到了工业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的高位，挥舞着意识形态的魔棒来管理经济，实施他的以“消灭个人主义”、取消物质欲求为目标的改造人的宏伟计划。小说中这两个主人公最后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切文古尔，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格瓦拉在自认为完成了对古巴革命所负的责任之后，以“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召唤我去战斗”为由，毅然放弃了古巴的公民权和领导人的高位，于1965年出走去了刚果。
这种失去理性的试验其结果又是如何呢？在切文古尔，革命家们整天高喊革命，却使人民死于饥饿；在古巴，也面临着长期的经济困难。这种以全世界人民的最后解放为目的革命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它的初衷，革命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雨果老人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一句至理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忽视了这一点，也就颠倒了革命与人的关系，革命就必然会成为失控的战车，人民必然会蒙受灾难。
对小说中人物的荒唐冒险，人们可以付之一笑，而当这些悲剧在生活中重演的时候，还有谁会笑得出来呢？人们不禁要问：人类为什么会重犯同样的错误？人类究竟要为自己的荒唐愚昧付出多大的代价？格瓦拉肯定没读过《切文古尔》，因为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一些‘怪人’和‘疯子’”（高尔基语）而在苏联一直被禁，直到1972年才在国外出版。这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被冻结了43年。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因为“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诚如老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假如它“写完后马上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试想，如果格瓦拉读过《切文古尔》这部警世之作，并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情况会不会或多或少有所改观？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这种提问方式也可能会招来庸俗社会学之嫌。然而，对于一个可以撬动历史杠杆的人，他的作用力的些微变化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决定这作用力的，正是他的思想。一部好的作品是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凝思，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该对人类的思想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的隧道中，我们祈望文学是灯，能够穿越历史，警示现在并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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